我没说你们这种人,我说的是你们这种贫民窟鸟人。你们到底有什么血逼毛病?九个人?
——八个。
——八个人冲进ok镇,带着,多少来着?十四把枪?却一个人都没打准?
——他们打得够准的了。
——你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对脑袋开枪却没打死对方的人有什么感想?回答我的问题,大人。
——我不知道这个你指的是谁。还是你蠢得不知道电话是能被窃听的?
——什么?咱们在演间谍片吗?哪个狗操的想窃听你?
——即便如此,我还是不知道你说的“你”是谁,但我向他保证,无论他是谁,都没瞄准任何人的脑袋开枪。
——看起来这个他,无论他是谁,只顾着瞄准墙壁和天空开枪了。不,朋友,这种愚蠢和屎烂只会在喜剧片里出现。想象一下,几百颗子弹满屋乱飞,他妈的却干不掉一个人。他妈的冲锋枪啊,血逼的有他妈那么难用吗?我以为路易斯教你们这种人学会怎么用枪了呢。
——我不认识什么路易斯,也不认识什么“你们这种人”。
——别跟我耍嘴皮子,乔西·威尔斯。我跟他说过,唉,教贫民窟黑鬼学任何需要智力的事情都是白费力气,他们注定会搞砸。我瞎眼的奶奶打靶都比你们准。你们八个加起来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浪费人生打电话给你。
——我也不知道,因为你说个没完的那些人没有一个住在这儿。
——我为什么要浪费我的电话费呢?告诉我。
——这个嘛,朋友,我也不知道哎。
——什么?你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?你他血逼的在跟谁说话,小——
——小?你肯定是脱了裤子正在往下看吧。
我挂断电话。虽然所有人里只有你没念过顶级中学和外国大学,但懂道理的也只有你一个,这种事情真是不能多想。我真的很想教一教这个满嘴土话的无知叙利亚白痴。许多男女将歌手视为先知就已经够糟糕了,但杀死他只会让他变成烈士。按照现在的做法,全世界都会知道,先知只是一介凡人,和任何人一样,吃了枪子也会受伤,和这个国家的任何人一样,连他也不安全。我开枪打倒了神坛上的他,他一跤跌落凡尘。不过我没有向彼得·纳萨尔说这些。你必须看穿这个人,看穿他表面上的皮肤,就会知道彼得·纳萨尔尽管是白人(他不敢去海滩,因为晒黑也是黑),但无知得像个文盲黑鬼。不过最近至少他会叫我“朋友”了。我得问问我女人,我什么时候才会变成能在梅菲尔饭店喝酒的白人。操他血逼的,一个人气得我说粗话的时候尤其可憎。只有无知的蠢货才骂人。
那天晚上大爱医生也打电话给我,我对他说,我从1966年就不停向别人证明这个证明那个,现在我受够了,要是麦德林真觉得这是预科学校,非得一场一场测试下去,那他们就继续用巴哈马的那帮屁眼小子吧。但就在这时候,用拉斯塔的话来说:另一个道理砸在我脑袋上。假如歌手真的成为烈士,无疑会变成一个大问题,但那是他们的问题,并不是我的问题。彼得·纳萨尔会忙着自欺欺人,解释他为什么要杀死这个传奇人物,因此就不会有时间用屁话来烦我了,因为实话实说,他和我都知道,我早就过了政客说跳我问多高的时候。现在政客说跳,我女人会说他这会儿没法听电话,不如你留个言吧。说到蠢,你朝一个人的脑袋开枪,你觉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,他难道不会报复吗?连罗爸爸都没那么蠢。
于是我决定让我的大脑琢磨这个新道理。1976年12月8日,新闻出来了,他和其他人都活了下来。医院里和他身边的巴比伦太多,那次我带上了托尼·帕瓦罗蒂,因为哭包不具备这种场合需要的技能。医生在急诊室救治他,然后送他回家。只有经纪人还在医院里,干掉他也没有任何意义。于是我和帕瓦罗蒂开车去希望路56号,以为会看见警察。假如你需要的只是一枪,那么警察再多也没有用处。另外,我打个电话,他们不到六十秒就会走掉。但56号已经仿佛鬼城。车道空荡荡的,所有窗口都黑着灯。连一个警察都没有。我哈哈一笑,帕瓦罗蒂看着我的眼神像是要提问。另一方面,彼得·纳萨尔犯蠢犯得像在演一个人能犯多少错的电视节目。这个狗屎白人留了个该死的口信,让我女人转告我,假如贤者登上舞台,创造历史篇章,他会非常生气。我一辈子也没听过几次托尼·帕瓦罗蒂大笑,我朗读字条的时候算是一次。我女人不知道他血逼的究竟发生了什么,于是把我们两个留在客厅里。托尼·帕瓦罗蒂在房间里,我有点害怕接上哭包是个错误,我派哭包去收拾我们留下的残局。他没有亲自动手,只是打电话给几个拉斯塔教徒,语气像是永远提心吊胆的小姑娘。更糟糕的是他用的是我的电话。我也打了个电话。
——鸟儿飞到哪儿去了?
——同胞,打给我干什么?
——我不喜欢重复问题。
——他跑了。他们把经纪人留在医院,带他去了白人山。
——警察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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